中医的辨治模式丰富多样，有广为临床运用的脏腑辨治、八纲辨治、六经辨治、卫气营血辨治等，还有较为神奇的运气辨治和民间秘传不为我们所熟知的辨治模式。这些辨治模式基本离不开医者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获取患者整体信息，根据中医理论去辨明其病因、病机、证候、辨证类型，然后针对不同的证候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

     而无论是哪种辨治模式，疗效才是医学最本源的生命力。经过了几千年的反复论证，现存至今的辨治模式即使是在现代医学技术的冲击下，还是呈现出无法比拟的青春活力。然而，由于疾病认识的微观化，在医疗过程中我们深有体会到量化指标的检查充斥在我们整个整治过程中，中医学界（包括患者）均不再单纯以症状和体征的改善作为疗效的标准，还需要关注微观指标的改善、长期预后等问题。同时，现代医学在疾病微观水平的研究，很多疾病病程的时间轴往前延伸，在患者还没有表现出症状的时候，便捕抓到疾病早期衍生的风吹草动。如门诊上我经常会碰到一些患者拿着体检异常报告过来就诊，如血脂高了，糖化血红蛋白偏高了，血压超正常值了，肺部有小结节等等，而患者无异常的症状和体征，这时候针对指标的处方用药，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办。如果加上没有接受过现代医学相关检查知识的学习，这时候便会让中医陷入无证可辨、无症可参的尴尬局面。“望闻问切”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三诊无法采集有效信息，单靠一个切诊往往无法满足中医医师诊疗过程的病史采集。这时候治还是不治，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处方用药能够降多少血压，控制多少血糖，我们心里并没有把握，可能下次就诊的时候指标反而翻了几番都有可能，这对于医患之间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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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作为现代中医在讲究传承发展的同时，应当紧跟历史潮流，与时俱进。古代中医的传承为师徒授受，不同医生对于中医理论认识的“悟性”不同，主观“辨治”程度高，往往是基于个人经验所作出的理解和判断，因而具有差异性和模糊性，这导致中医的疗效难以稳定、无法固化，诊疗经验不易传承。笔者认为中医诊疗应该突破常规，将原有的“四诊合参”升级为“多诊合参”，即只要对于疾病判断和诊治有效的技术都应当纳入到中医的诊疗体系中来，纳入到我们的中医病史采集当中，提高临床诊断准确性。同时将现代中药药理的研究成果融汇到中医的“理法方药量”当中，指导我们临床处方用药，增强疗效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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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何在尊重中医的原创思维，又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医学和现代中药学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提出的“态靶辨治”理论更符合我们当前所说的诊疗模式，这是一种旨在沟通宏观与微观辨治和汇通中西医学的中医临床辨治新模式。通过“态靶辨治”模式实现了“宏观辨证”调理疾病状态与“微观打靶”解决理化指标有机结合，并且在数年的临床验证中已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反馈。

“态靶辨治”的定义   “态靶辨治”体系覆盖中医“理法方药量”的“诊断、用药、剂量”三个核心环节，借鉴了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现代医学技术，融汇了病证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中药量效关系研究等新颖思路的辨治模式，有效弥补中医在“疾病时间轴”、“群体化治疗”、“实验指标治疗”诊疗的不足，即“刻强轴弱”、“个强群弱”、“态强靶弱”的不足，推动中药在打靶和用量方面的精准化研究，拓宽中医对现代疾病的认识，为中医迈向精准化的落地提供理论支撑。   何为“态”，何为“靶”？我们先了解一下传统中医的长处与不足，其中的“态強靶弱”会给出相应的解释。传统中医的长处与不足刻强轴弱   传统中医辨治更倾向于重视疾病的刻下症，而没有重视疾病的全过程。我们看古代医案经常会看到“刻下症”三字，刻下症即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当前阶段的病理表现，也就是说疾病发展到当前阶段而出现的一组症状群。其中也有大量经典条文也映射传统中医对于疾病刻下状态的重视，如经方的“有是证用是药（方）”，“太阳中风，……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等等，都是对疾病刻下症的判断处以方药。同时我们看《中医内科学》疾病命名基本都是以症状来命名，如“咳嗽”、“眩晕”、“腰痛”等命名。造成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古代中医诊疗受历史条件所局限，缺乏对大量的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发展全过程进行系统观察。个强群弱   中医强调辨证论治，治疗上重视个体化，缺少对群体化的研究过程，缺乏对疾病的规律和共性的提炼和归纳。“千人千方，万人万方”，这句话强调了中医的辨治更注重患者个体化，然而我们在临床处方用药便会发现，千人千方万人万方可能更多的是不同医者对于同一疾病治疗上的不同。这便导致了每个疾病治疗统一性不同，对于初学者学习而言便会造成困扰。那么，难道中医对于疾病治疗就没有了群体化治疗了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在古代疫情流行的时候，一些医馆、衙门会用大锅煮药，分给周围百姓服用，这便说明是古代中医对于疾病的共性治疗、群体化治疗已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除了疫情，我们几乎没有发现在某一病种上有相关群体化治疗，如咳嗽、眩晕等中医疾病。这是因为中医的辨治体系多从宏观入手，当时社会科技水平较低引起的。在当今检查技术提高，疾病病种的分科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越来越精确，比如在面对一个简单的咳嗽时，便不再是单纯的考虑是一个单纯的症状。   我们可能考虑的因素可以很多：1.有痰无痰：无痰我们可考虑急性支气管炎、胸膜炎、二尖瓣狭窄或者原发性肺动脉高压，有痰我可考虑肺部感染、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等；2.时间节律：长期的咳嗽可以考虑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扩张、肺结核等，夜间发作严重可考虑左心衰竭、咳嗽变异性哮喘；3.咳嗽声音：嘶哑多为声带的炎症或肿瘤压迫喉返神经；鸡鸣样咳嗽多为于百日咳、会厌，喉部疾病或气管受压。金属音咳嗽常因纵隔肿瘤、主动脉瘤或支气管癌直接压迫气管所致。咳嗽声音低微或无力见于严重肺气肿、声带麻痹及极度衰弱者。等等。由此可见，面对一个简单的咳嗽症状，用一张中医特效方治疗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不乏夹杂着其他症状，其中的病理生理亦不同。那如果能够在明确辨析疾病的时候，根据疾病处以方药是否可行？这是可行的，但是目前对于所有疾病的辨证分型论治仍未完善，据我学习了解仝院士当前对疾病研究还局限于内分泌方向、高血压和新冠的诊疗，其中的糖尿病、新冠已被写入到现代疾病的诊疗指南当中，得到了中西医学界广泛认同。态强靶弱   “态”指的是中医对疾病阶段性整体特征的概括，具有“状态、动态、态势”三层含义，亦蕴含了审因和防果的内涵，刻下即状态，演变即动态，果判即态势。体现了人体在一定趋势下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主要矛盾。阴阳平衡即无病，当阴阳失衡时，人体的内稳态被打破，就会出现各种“偏态”，如“寒态、热态、虚态、实态、痰态、湿态、瘀态、郁态”等，导致机体的抗邪能力减弱，外邪入侵或病理产物不断蓄积，最终导致疾病的出现与发展。针对不同的“偏态”，采取相对应的纠偏方式，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等，使机体重新回归自稳态，这便是中医的“调态”之治，也是中医与其他医学相比能够在几千年来持续发展的优势所在。   “靶”即目标，目的。在诊疗过程中，医者的目的（目标）就是帮助患者把当前的病患化解，这里的病患就有疾病、症状、异常理化指标，故而由此延伸就有了“病靶、症靶、标靶”，也有了针对疾病、临床症状、理化指标有特定疗效的靶方靶药。病靶的治疗可去其病根，我们常说最多的就是青蒿治疗疟疾，而大部分疾病则需要对疾病发展的各阶段进行分型论治；治疗症靶是我们中医的长处，在中医传统文献、现代名老中医经验中皆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内容。如：《伤寒论》中提及黄连黄芩治烦悸，甘草桂枝治动悸，龙骨牡蛎治惊悸，半夏茯苓治眩悸，人参麦冬阿胶甘草治虚悸。咳加五味子、干姜、细辛；腹痛加芍药；口渴、小便不利加茯苓、白术；气上冲加桂枝；咽痛加桔梗；不呕去半夏；无汗、小便不利去桂枝等词。都是中医对于症状针对性治疗的体现。   通过前面内容我们知道现代医学从微观层面探明了疾病发生的病因和机制，寻找到了许多微观的治疗靶点，进而通过精准打靶来治疗疾病。传统中医在解决宏观症状和体征方面经验丰富、疗效突出，但在调控现代理化指标及微观打靶方面则经验不足、相对劣势，是现代中医的短板。那么如何补给“标靶”的短板。那便是充分利用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将其有利的精华融入到我们的处方用药中来。   比如中药的归经，现代药理学发现其归经与它的药理作用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如具有抗惊厥作用的中药钩藤、白花蛇，天麻、全蝎等22味药均入肝经，入肝经率为100%，明显高于不具抗惊厥作用的中药的入肝经率42%，这与中医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理论相一致。具有泻下作用的中药大黄、芒硝，芦荟、火麻仁等10味药入大肠经率为100%，与中医认为大肠是传导之腑相符。表明归经学说是古人在对脏腑功能认识的基础上，着重说明药物作用的部位。还有药理研究证明了中药中的有效成分与归经同样存在者很大的相关性。如用“14C-鱼腥草素给小鼠静脉注射后，绝大部分从呼吸系统排出，而鱼腥草归肺经，3H-川芎嗪的靶器官是肝脏和胆囊与川芎归肝、胆经相符。对23种中药有效成分在体内分布与中药归经关系进行比较，发现有效成分在脏器分布与归经所属脏腑基本一致或大致相符占87%，不相符仅占13%。虽然以成分的脏器分布说明归经的实质则混淆了中医脏腑与解剖脏器在概念与内容上的差别，但从一定程度为医者在处方用药中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意义。   通过借鉴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及个人临床经验，仝院士总结了控制血糖指标、高血压、甲状腺激素等指标的相关靶药，我在临床运用中也深受获益。如：他总结的降血糖指标的靶药分四级：一级即降糖最强，二级三级四级依次次之。分别为一级黄连；二级知母、天花粉；三级三桑（即桑叶、桑白皮、桑枝）；四级山萸肉、肉桂、鬼剑。有人说那如果糖尿病患者是寒证还能机械的使用黄连吗？当然可以，但是不可单用黄连，可以加入生姜/干姜/炮姜，这是为了弃其味而存其性，从而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在量效方面，通过实验室研究及临床应用观察，黄连15g为治疗糖尿病的起始量，30～45g以增加降糖效果，若降糖效果不理想，或者糖尿病肾病阶段血糖较高，可以增加黄连用量至45～60g，抑或加上三桑，即桑叶、桑枝、桑白皮，对于糖尿病危急重症需急速降糖者黄连最大可以使用到120g，并用生姜反佐，黄连、生姜的比例一般为3:1，生姜有温中止呕化痰的作用，可缓解黄连的苦寒，寒温并用，使黄连苦寒但不伤人体正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仝院士的文献进行阅读，相信读了仝院士的文章后肯定能够受益匪浅。“态靶辨治”的应用   以2型糖尿病为例，仝院士根据2型糖尿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演变过程，将2型糖尿病在疾病发展的整个过程概况为“郁-热-虚-损”四期，把疾病常见的证侯归属到各期之中，这就赋予辨证论治以时间动态的属性，有效解决了中西医诊疗的对接问题。   “郁-热-虚-损”四期的概况依据：在糖尿病的前期，糖尿病患者多因过食和少动形成以食郁为先导的气、血、痰、火、湿、食六郁。热证阶段代表疾病的发生，在郁的基础上化生内热，此阶段表现出一派火热之象，如痰热、湿热、胃热、肠热、肝热等，临床可见易怒口苦(肝)、消谷善饥(胃)、便秘(肠)、口渴引饮(肺)等，其中肝胃郁热最为常见。虚证阶段代表疾病的发展，前一阶段火热未除，脏腑功能持续亢进，耗散脏腑，远期则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功能活动无力，气血津液生成及代谢障碍，加之火热灼津，燥热伤阴，故气阴两伤为始，进而阴损及阳，阴降两虚，同时痰浊瘀血等病理产物积聚内生。损证阶段代表疾病的终末，糖尿病后期，诸虚加重，或因虚极而脏腑受损，或因久病入络，络瘀脉损而成。此期的根本在于络损(微血管)和脉损(大血管)，并以此为基础导致脏腑器官的损伤。   治疗上，根据各期的临床表现可予相应的方药治疗，如郁热期多实证，治疗上以泻实清热为法，通过辨证，如为“土壅木郁”可用越鞠丸加减，肝胃郁热证用大柴胡汤加减，痰热互结证可用小陷胸汤加减等等。郁热期进一步进展，病机逐渐转化，处于由实转虚的寒热并见，虚实夹杂阶段，此期中可有脾虚胃滞证，治疗上可予半夏泻心汤加减，脾虚胃热，寒热错杂证可予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加减等等。虚态至晚期则演变为虚损,变证从生,治疗以温补脾肾、温阳通络为法，根据辨证可予生脉饮加减、金匮肾气汤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具体细节可参考《脾瘅新论》一书。   以上是从“调态”的角度针对2型糖尿病在“态靶辨治”理论中的运用，其“打靶”在本文“态强靶弱”中已提及。   可能有的读者会认为，这不就是中医的基础加上中药药理学中有效成分对于西医指标的作用进行应用吗？是的，但不一定全是。如中医降压，仝院士将高血压分为“壅”“寒”“郁”“水”“虚”五态，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决明子、葛根、黄芩、夏枯草、钩藤、茺蔚子、怀牛膝等药均有降压作用。但“水”态高血压治疗选择茺蔚子而不是怀牛膝，因为基于态靶结合思想，即在中医的理论上应用，茺蔚子可利水降压，而怀牛膝则侧重于引血下行降压。态靶结合避免了中药西用的困境，真正使“宏观辨证”与“微观打靶”实现统一。再如有一类高血压患者脸红、手红、眼红、便干、口干，中医辨证（态）为肝火炽盛。治疗时，泻肝火即为调态之治，降血压即为打靶之治。结合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清热泻火类中药黄芩、夏枯草、钩藤等，既可以降压，又可以清泻肝火，这时这些药物就是针对该类患者的“态靶”同调药。小结：以上便是我对“态靶辨治”学习的收获和体会，部分内容可能加入了个人理解，也许与仝老师的理论有所出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山之宝，远未枯竭。在这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可供我们选择学习的方式和机会很多，网络、书籍、师生口头传授都是我们正在经历体验着，医学的不同体系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体会，作为一名医生，其最大的说服力便是疗效。我们所经历的，学习的知识都是寄托于临床能够收到良好的反馈。祝愿大家在临床上建树颇丰，造福一方百姓，成就名医称号。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